如今的大学教师就像陀螺一般围绕着管理指挥棒旋转，试图紧跟管理者的期望和要求。
然而，糟糕的是，速度的提升并没有为教师们结余下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反，加速带来的是进一步加速。
在被“内卷化”裹挟的当下，我们很有必要去讨论一下学术工作与时间的关系，以及为什么教师评价要关注时间维度。
有深度的思考时间观正在瓦解
从本质上来说，学术工作应该是“慢”的活动，不应该出现大学教师们不舍昼夜地“奔跑追逐”乱象。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一次有名的演讲——《以学术为业》中说，创造性的思考是强迫不得的，他需要热情，更需要灵感。
灵感只有在它自己愿意来的时候才来，而不是我们想叫它什么时候来，它就能来。
也就是说，当我们试图做一些创新性研究成果时，单靠熬夜是熬不出来的。
我们需要的是灵感，而灵感需要时间慢慢供给。教学也是如此，它有赖于师生之间深入的互动，有赖于长时间的耳提面命和言传身教。
不管是教学还是科研，究其实质而言，其都属于学术工作的一部分，在时间上也具有类似的特点，即关注的是一种有深度的思考时间观，表现在工作与生活的时间是相区分的，即不会让工作完全充斥业余时间。
如今，高校教师即使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也还在伏案写本子，这表明教师的工作与生活其实已完全纠缠到一起。
有深度的思考时间观是以学术兴趣和能力为导向进行时间规划的，教师可以通过预约和计划机制来协调时间冲突，能够容忍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随机性与偶然性，可以进行较长的职业准备和持久的职业发展。
这是一种非常符合对工作上精益求精、强调对创造性等职业特征进行追求的精神，也被称为工匠精神。
大学教师所期望的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和工作进程、努力寻找工作突破的状态，本质上就体现了工匠精神。
随着教师的学术工作日益被纳入科层管理的范畴，绩效指标和其他代表学术工作相对价值的方法逐渐成为教师劳动管理的核心。
如科研管理上的“项目制”、教学管理上的“学时学分”。
它导致的结果是科研工作越来越碎片化，我们很难沉浸在其中，花很长的时间做有创造性、突破性的研究，而是更愿意做零敲碎打的小论文、小研究，追求数量上的累加。
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愈演愈烈，当中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
时间是常量，科研可以给教师带来更多回报，从而导致教学工作被弱化，甚至使得在教学中出现了“水课”。
我曾就消费主义文化角度去谈论“水课”的本质是什么？归根到底是我们不再追求知识本身，而是追求课程教学背后，如指标、分数、证书等符号。在消费主义文化之下，师生关系也越来越变得像服务提供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了。
科研的项目化管理和教学的消费者倾向，使得大学教师“慢”的学术生活被打破和肢解。
或者说，被项目制或消费主义文化的相关原则、规则、技术和程序殖民化，从而形成了对于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而言的“目的—手段”合理性新 “铁笼”。
我们似乎看到一些东西有章可循，让我们朝某个方向行进，但又使我们陷入其中不可自拔。
时间和学术工作的关系就是如此。
“加速文化”重塑大学教师身份
这里讲的“时间”跟一般意义上的“时间”不一样。
如今，时间处于加速化的阶段。
有人会问现在的“时间”是什么？它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异化，最典型的是一些信息技术和电子手段的使用，在高校的教学管理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简单来说，从前校领导找某位老师而不得时，往往是无能为力的。
但如今电子设备密布，教师总能被找到，所以教师的工作随时随地都会被人提醒，你要去做什么，这也导致教师普遍面临着时间紧迫的问题。
这种时间紧迫与整个教学科研管理有关，特别是发展到后来，“管理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批评员工自发开展工作带来的效率不高等状况，崇尚竞争和强化绩效。
再去看时间，你会发现一个意思的现象——时间已经不再是客观存在，而是被包装成一种特定的认知方式，被构建为从过去到未来的持续有效的进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师各方面的工作都应该增加特定的数量，一旦规定时间期限内无法完成任务，教师们就会感到焦虑不安，进而想方设法加快速度，以期跟上时间的步伐。
速度和效率正成为成功学术人的显著标志。
换言之，当你和其他人相比，在同样的时间里发表的文章少、质量差，说明了你技不如人，是需要被淘汰的。
回到学术工作本身，“加速文化”使得单位时间里可计算的学术产出（如论文）大幅增加。
有了论文数量，还要看论文登载期刊的影响因子、论文的被引率等。最终我们会发现，研究的创新已不重要，服务于人才培养也不重要，解决重大社会问题同样不重要了，学术工作成为了学者们的小圈子游戏，即研究的内卷化。
一旦被裹挟进这样的学术生产模式中，那些尚存学术理想的教师是很难轻易脱离出来的。
时间让年轻的学者必须熟悉学术圈里的游戏规则。它以一种较为消极的方式重塑大学教师的身份，即会让人们对“未来”的投射变成幻想而不是计划，“过去”变成了各种阻碍当前行动和未来计划的障碍，其所形塑的“当下”行为也会是一片混乱与迷惘。
就是说，当我们谈身份建构时，其实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会关注你的过去，也会干涉你的未来。
每个人在形成一种身份时，更多受到过去的影响。之前的状况决定了你当下的模样。
而我们对未来并不清楚的时候，未来对于当下的引导作用是有限的。
可见，时间高度参与了教育系统的规训权力的实施，通过对教师学术生活之时间的切割与划分，对教师未来期望行为的精确描画和对其过往行为的标准化裁决，帮助他们对当下的行为准确定位，从而实现了对教师工作与生活节奏的把握和操控，有效地发挥了对教师行为的矫正与强化作用。
这样做，最终换来的则是对学术工作的戕害，干扰了人们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调整大学行政部门的时间观
评价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评价来引导一个人的行为，防止其行为跑偏。因此，在讨论教师评价的时候，需要建立正确的学术时间观。
重点不在于减少教师工作量，而是讨论学术工作如何“回归初心”，按照学术自身的规律运作，而非受制于外在的指标和预设的结果。
其核心就在于让教师重新获得对学术工作及其时间节奏的掌控，从外在规范和“要事清单”中解放出来。
以教学为例，我们不应该再拿评教的那套指标来看教师某个阶段、某门课程、某项内容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而更应该让教学迸发生命的光彩，让师生充分发挥其各种感官和情绪的功能，抓住当下课堂上最鼓舞人心的东西，享受教育过程中的快乐，成长于焉发生。
再譬如科学研究，我们也不应该再拿评估的那套指标看教师发表论文的数量和相应期刊的影响因子，而是关注研究成果本身的质量，让创新成为科研工作的常态，让任何一个给定的项目善始善终，注重研究的过程，享受发现的乐趣，而不是急于求成。
探索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为此，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在大学内部如何调整大学行政部门的时间观，围绕大学教师之教学、科研等学术工作，并遵循学术工作的时间规律，改革包括学术评价在内的管理制度，避免大学教师的身心健康、职业认同和学术创新等陷入危机。
学术评价在本质上要追求其发展性功能，而现在整个学术工作正通过项目化变得日益透明，速度、效率、效能等都变得可测量、可监督、可比较。
其最终的结果是加大了对人之行为的影响和支配，让人感到无所遁形。
这种管理制度发挥的不是发展性功能，而是限制与约束性功能，通过设立标准、加强评估、实施奖惩来规范教师行为。
它对效率等的追求以及对学术工作管理流程的强调，导致教师创新性的、非标准化的学术工作受到巨大影响。
要发挥管理制度的发展性功能，就是在维护学术工作的本质特征和以教师为行为主体的前提下，精心制定各项管理制度，让管理制度不再是学术工作和教师主体的外置束缚，而是形成一种友好且有支撑性的制度环境，真正促进并推动教师学术工作的开展。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本报记者温才妃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