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I财经社
撰文/ 杨俏
编辑/杨洁
你的快递，有多久没有被人“送上门”了？
1月7日，国家邮政局发布了关于《快递市场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经消费者同意，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也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递箱、快递服务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
征求意见稿中提到，对未经用户同意以代为确认收到快件或者擅自使用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方式投递快件的经营快递企业，均可处以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双十一”过去，春节将至，又是一个快递配送的高峰期即将来临。目前，通达系、京东、顺丰、极兔等快递都宣布了春节不打烊。但是，包裹数量猛涨，“收快递无人上门”已经成了很多人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难题。
无论是以丰巢为代表的快递柜，还是以菜鸟驿站为代表的快递代收驿站，都仍在攻城略地，快递“最后一公里”的战争仍在继续。国内消费者收取快递的习惯，也已因它们发生了深刻改变。但在这些“便利”设施的背后，用户多年来，却失去了选择快递是否“上门”的主动权。
是什么让我们的“收快递”变得越来越难？在2022年，“送货上门”的自由能实现吗？
愤怒的用户，委屈的快递员
刘洋洋因为“快递上门”的问题，不知道和快递员争吵过多少次。
在她家所在的小区出现快递柜和快递代收点之前，有很多次，因为她家里没有人在，快递员擅自将快件放在家门口、藏在楼道的弱电井里。为此她丢过不知道多少件东西，也曾被人误收过快递。
快递柜和快递驿站的普及，解决了不少人家里没人时“收快递”的问题。“挺好，可以杜绝快递被偷的风险。”刘洋洋说。但是就在去年“双十一”前，她的快递还是被和她合租的邻居错拿走了，不知情的刘洋洋到处寻找，急得快递员差点去物业查监控。
很多老式社区，并没有统一的快递驿站。有的是小区物业牵头，划了一块地用作快递签收点；有的是由附近的便利店、超市老板代收，用户取件时，还要支付一笔“代收费”。不少用户向《财经天下》周刊吐槽说，这笔费用，便宜的要5毛，多的要2元钱。
刘洋洋也发现，快递员们越来越习惯于在不通知自己的情况下，把快递直接送到驿站或放入快递柜了。随着驿站、快递柜们逐步普及，解决“家里无人收件”的问题时，它们却又进一步引发了快递“不上门”的矛盾。
对此表示不满的用户并不少。“工作日快递员把包裹放第三方代收点我还能理解，但是周末也放那里我就不能接受了。”一位用户说，“不时刻留心短信，我都不知道快递到了，得放上好久。”还有人表示，快递员已经习惯了不管什么包裹都放在驿站，“有的大件，我还得走十几分钟路去驿站扛回来”。
2021年11月30日，有媒体报道，一位老人使用德邦快递购买了22斤重的药酒，快递包裹上标明了“送货上门”。但在实际配送过程中，快递员向老人确认了收货地址后，老人下楼取货回家期间，突发疾病去世。
这件事情当时曾让不少网友直呼“感同身受”，也让“快递上门”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
（图源：视觉中国）但是，面对用户的不满，快递员们也有着自己的委屈。他们认为，自己在劳动强度大、工资低的情况下，平常都是“走量赚钱，根本没时间送货上门”。
顶着冬天的寒风站在写字楼下，正在挨个给用户打电话的派件员李利告诉向《财经天下》周刊，自己一天派送件基本都在200票以上，但是基本一上午的时间都要耗费在这边的写字楼上，只能派送掉三分之一的快件；接下来他还要去周边的其他居民社区继续派送，全年如此，风雨不休。
“都要我上门送货，我这一天天的还赚不赚钱了？”他对《财经天下》周刊抱怨说。
工作强度尽管不小，但快递员“工资低”，已经是这个行业的共识。据中国邮政快递报社发布的《2020年全国快递员基层从业现状及从业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超五成快递员月收入不超过5000元，月收入超过1万元的仅占1.3%。快递员的收入与业务量并不成正比。
在2021年，各快递巨头“价格战”打得如火如荼时，在义乌，当地的一位派件员曾透露，公司每票只给他们0.8元的派送费，靠网点老板补贴，才能让他们每票拿到手1元。
不少快递员也因此选择了离职。据统计，2020年，中国有400多万快递员送了超过830亿件的快递，但快递物流人员主动离职率攀升至33.1%。2021年中国快递业务量预计完成了1085亿件，件量增加了251亿件，而快递从业人员数量仅增加20万人。
在各网点“缺人”的状态下，“送货上门”变得越来越难。
因此，在2021年7月，国家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要求各企业保障快递员能获得合理工资收入。在8月，包括通达系和极兔等各家快递公司不约而同地宣布，从9月起，全网末端派费每票上调0.1元。
派费上涨，是否能够激励快递员们送货上门？一些快递员表示，目前他们在工资收入上还没有太大的改善。
李利说，在末端网点仍旧缺人的情况下，他是被招来的“兼职”员工，跟正式员工不一样，“哪里缺人，我们就去哪里”，但他的单件派费也较高，之前是单件2元。但自涨派费之后，他的每单派费反而还降低了2毛钱，变成了1.8元。
“我本以为降2毛也没啥关系，没想到一个月下来，一算，少赚了3000多块钱。”他说。
而同时，快递员们也还要面对公司繁多的“罚款”规定，这也是大量网点留不住快递员的一大原因。有快递员曾告诉《财经天下》周刊，在其所在的网点，大多数人在职时间不超过两个月，“老员工是极少数”。
为了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配送问题，巨头们也开始了各显神通。原本作为“快递代收点”的菜鸟驿站宣布要免费为用户送货上门，由平台进行补贴；丰巢也上线了长期租用功能。但这能解决快递末端网点“送货上门”的难题吗？
驿站的赚钱难题
在2021年4月，菜鸟驿站开始宣布实行“免费送货上门”。消费者在手机端App上可选择“送货上门”或者“驿站自提”服务，由此产生的派送费用由平台补贴。
某菜鸟驿站负责人胡立告诉《财经天下》周刊，他所在的菜鸟驿站原本只有两名工作人员负责派收快递。在为客户送货上门的要求下，他现在需要额外招人。据他了解，快递派费原本是一单8毛钱，送货上门的话需要额外再给快递员8毛钱，“这是平台补贴的”。
胡立估算，平常驿站的快件量大概在1300件左右，到了“双十一”、“双十二”等大促期间，快递件量会翻一番。在这种情况下，他至少还需要招3-4个人兼职。“招兼职上门送件都是按件给钱，无论大小件都一样。赶上大促期间件量多，找不到人还得加价，派费涨到2块钱一件。”
因此，他说，“送货上门之后，成本也会增加”。兼职员工一天大概能派送500多件，但成本也需要增加1000元以上。然而，他最担心的是，免费“送货上门”多了之后，会增加末端驿站的投诉率。在此之前，这家驿站曾经因为送货丢件问题，一个月被罚了4000元左右。
（图源：视觉中国）客户投诉、罚款，是很多网点都担忧的问题。
位于廊坊大厂的一家从事超市共配的老板说，目前，他每天都会定时接收来自中通、申通和中国邮政等快递企业的快递，一单6毛钱，每天基本上收件100多件。最让他糟心的就是，如果接到客户投诉，“罚款一次，等于两天白干”。他说，有一次投诉，申通会罚款200元，中通的罚款则是130元。他告诉《财经天下》周刊，客户投诉最多的就是“要求送货上门”问题。
在他看来，早些年的快递，驿站很少实行“送货上门”，根本原因还是价格太低，“如果送一票2块钱，铁定就能上门服务了。快递派件并不赚钱，还不如发件挣钱多一些”。奈何这家小驿站每天接到的发件量寥寥无几，一天顶多能赚个100元。
他开的门店里既有超市经营，也承接了社区团购以及第三方快递代收驿站服务。“纯粹做驿站，现在挣不了几个钱。”他抱怨说。
快递柜是个好生意吗？
顺丰的丰巢在快递柜市场上已经拥有了7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在商业模式上，却还是处于“吃力不讨好”的探索之中。
2020年4月，丰巢宣布进入“会员时代”，会员可以享受超时服务；而非会员在超过12小时未取件的情况下需要支付0.5元的费用，3元封顶。这条规定一出，立刻引发了热议，尤其是不少用户和小区物业，对此表示了激烈的反对。
丰巢不得不妥协，将免费时长延长至18小时，并赠送用户一个月会员，这场争议才终于告一段落。
丰巢快递柜与加盟制的菜鸟驿站相比，无法快速扩张，其重资产的运营模式也难以覆盖庞大的运营成本。丰巢快递柜的生意深陷亏损泥潭，根据顺丰透露的数据，丰巢在2020年前三季度亏损达8.46亿元，总负债超过了55.6亿元。
如今，丰巢上线了“长期租用功能”，仍然在如何盈利的道路上费尽心思。同时，它也在不断寻找新的破局之道。
2020年2月，丰巢旗下子公司e栈更名为“巢鲜厨”，正式进入社区团购领域。但《财经天下》周刊获悉，目前其小程序已经无法打开，公众号的更新时间也停留在了2021年9月。
《财经天下》周刊发现，2021年11月，天眼查APP显示，丰巢增加了保健食品经营、文物拍卖、酒类批发、医疗器械、食品流通等多种经营许可证。
（图源：视觉中国）实际上，对整个快递柜行业来说，运营成本高及盈利模式单一的问题长期存在。但面对“最后一公里”的巨大市场，快递企业们都相继推出了快递柜项目。
2017年，中通在全国启动了兔喜超市加盟项目，为了配合兔喜超市的商品存放，还推出了兔喜快递柜。2018年双十一期间，韵达也推出了蜜罐智能快递柜，此外还上线了外卖自提柜。2019年7月，申通以3000万元注册了上海喵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快递物流专家、贯铄资本CEO赵小敏认为，社区货站、快递柜是末端配送的重要组成部分，末端网点的建设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提升配送效率。但要实现快递送货上门，除了派费价格之外，快递企业内部的运营管理机制、考核结构、网络结构需要同时进行调整。
在赵小敏看来，快递公司的“罚款”制度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在快递公司的激励机制不到位、企业过分强调时效和签收率的情况下，是很难调动快递员积极性的。“只有快递企业自己足够重视这些问题，去进行薪酬机制改革，统筹总部和网点之间的利益分配，才能解决问题。”
（应受访者要求，刘洋洋、李利、胡立等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