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估计，全球有10亿人患有精神障碍，其中81%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这10亿人中，5%的成年人患有抑郁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国在心理健康方面的支出平均不到其卫生预算的2%。
“抑郁症是全球最主要的疾病负担来源之一，但世界各国对抑郁症的认识和重视不够，对抑郁症的投入与其导致的疾病负担差距很大。”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肖水源教授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肖水源主要研究社会心理因素、社会行为对健康的影响，特别是自杀预防。近日，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了《柳叶刀-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抑郁症重大报告：对抑郁症采取联合行动的时候到了》（Time for united action on depression:a Lancet–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Commission）。该研究由来自11个国家的25位专家撰写，涵盖了从神经科学到全球健康领域的各个学科。其中，肖水源是唯一一位来自中国的作者。
肖水源谈到，该报告由柳叶刀和世界精神病学会联合发起，各国专家通过召开线上和线下会议讨论提纲，写出初稿，反复修改。“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专家组成员外，还征询了其他专家的意见，并对一些抑郁症患者进行了访谈。”其个人作为专家组中来自中国的成员，基于对中国的相关研究和情况的理解，参与了文稿的讨论和修改。
该报告指出，目前持续且日益严重的全球抑郁症危机还未得到解决，呼吁政府、医疗服务提供者、研究人员、抑郁症患者及其家属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改善治疗和预防，填补知识空白，提高认识，缓解全球抑郁症负担。
该报告主席、来自澳大利亚国家青年心理健康卓越中心和墨尔本大学的Helen Herrman教授指出，“抑郁症是一个全球性健康危机，需要在多个层面作出应对。报告呼吁采取联合行动，在全球范围内改善精神卫生服务和预防方法。通过增加投入降低抑郁症负担，将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有机会成为更健康、更快乐和更有活力的社会成员，有助于提振国民经济，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单纯依靠卫生系统解决不了”
抑郁症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常见病。但仍然有许多关于它的错误观点，使人们长期未对其采取足够的行动。其中包括常见的误解，例如将抑郁症等同于简单的悲伤，认为它是软弱的表现，或者只会出现于某些文化群体。
报告强调，抑郁症是一种特殊的健康问题，其特点是持续存在，对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并造成长期的健康后果。抑郁症可以影响任何人，不分性别、背景、社会阶层或年龄。在不同的文化和人群中，抑郁症症状以及表现的类型和流行程度存在差异。在不利环境中抑郁症的风险更高，包括贫穷、暴力、流离失所，以及性别、种族及其他形式的歧视。
调查显示，在高收入国家，约一半的抑郁症患者未得到诊断或治疗，而在中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则达到80-90%。COVID-19疫情则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如社会隔离、丧亲之痛、不确定性、艰难和有限的医疗保健服务等，给数百万人的心理健康带来严重影响。
对于抑郁症患者群体中的诊断率低和治疗率低，肖水源表示，中国面临类似的严峻问题。2013-2015年我国的全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我国抑郁障碍患者仅3.6%接受过精神科专科治疗，仅9.5%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治疗。
分析背后的原因，肖水源谈到以下几点：第一，公众对抑郁症的认识和理解缺口较大。不知道自己、家人、朋友的情绪问题可能是抑郁症的表现，怀疑自己有抑郁症时，不知道怎么正确地寻求帮助；即使去专业机构接受了诊断和治疗，也不能很好地坚持规范的治疗。
第二，社会上广泛存在对精神障碍，包括对抑郁障碍的污名化和社会歧视，阻碍抑郁障碍患者到专业机构就诊和接受治疗。
第三，很多抑郁症患者因为一些相关的躯体症状，如容易疲劳、精力差、食欲不好、睡眠差等就诊于基层、通科医疗机构，而这些机构的很多医务人员不能正确地识别、诊断和治疗抑郁症。
第四，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资源仍然有较大缺口，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
需要注意的是，抑郁症与各种慢性身体疾病有关，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会影响其心理健康，反之亦然。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抑郁症会导致自杀。
研究表明，在高收入国家中70%-80%死于自杀的人以及中低收入国家中约半数死于自杀的人均患有精神疾病，其中抑郁症是最常见的原因。抑郁症还对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未被充分认识的社会和经济损失。
该报告的核心之一是呼吁各国各界采取联合行动。肖水源对此总结原因，“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抑郁症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单纯依靠卫生系统是解决不了的。”
预防、多措施干预和更多投资
报告强调了预防的重要性。几十年来积累的证据表明，抑郁症是全世界范围内导致可避免的痛苦和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在社区、政府和卫生部门等不同层面中，很少有人理解或承认抑郁症与人们面临的其他问题的不同。在避免和减轻与抑郁症有关的痛苦和不利方面做得也还不够，而且很少有政府承认抑郁症对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的阻碍。
“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身体疾病像抑郁症那样常见、那样导致疾病负担、那样普遍，却完全可以治疗，但它却很少得到政策关注和社会资源。”报告联合主席、来自巴西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的Christian Kieling副教授如是表示。
Kieling 补充道，“抑郁症患者很难获得有效的社会心理治疗和恰当的医学治疗，且抑郁症的高度污名化仍阻碍着许多人寻求必要的帮助，过上健康和有活力的生活。这其中，很多人是有抑郁症风险或正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和年轻人。”
报告提到，需要采取全社会共同行动的战略，减少儿童时期和整个生命期的不良经历（包括忽视和创伤），以降低抑郁症的发病率。还需要在个人层面进行干预，重点关注生活方式因素（如吸烟、饮酒、缺乏运动）以及其他危险因素，如亲密伴侣暴力、应激性生活事件（如丧亲或财务危机）等。
该报告的共同作者、来自印度金奈自杀预防中心和志愿卫生服务机构SNEHA的Lakshmi Vijayakumar教授认为，预防是抑郁症中最被忽视的一点。
Vijayakumar强调，“面对青少年抑郁症的终身影响，从学业和未来人际关系的困难到药物滥用、自我伤害和自杀方面的风险，投资于抑郁症预防是非常有价值的。”她同时补充道，重要的是，我们应将循证干预措施付诸实践，以支持养育子女，减少家庭暴力和校园霸凌，促进工作中的心理健康，解决老年人的孤独问题。拥有共同的危险因素，并且有慢性健康问题的人中抑郁症的流行率较高，这都支持采取共同的预防措施。
报告还谈到一点，目前的系统分类方式过于简单，只将有抑郁症症状的人分为是否患有临床抑郁症两类。报告指出，抑郁症是一种复杂的疾病，在不同的文化和生命历程中，其症状和体征、严重程度及持续时间都是多样的。
报告支持采用个性化、分阶段的抑郁症照护方法，明确症状的时间顺序和强度，根据个人的具体需求和病情的严重程度推荐干预措施，从自助、改变生活方式到心理疗法和抗抑郁药，再到更强化的、更专业的治疗，如针对严重、难治抑郁症的电抽搐疗法（ECT）。
“没有两个人拥有完全相同的人生故事和境遇，这最终形成不同人罹患抑郁症的独特经历和对帮助、支持及治疗的不同需求。”报告联合主席、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Vikram Patel教授解释道，“与癌症照护类似，分阶段的方法以连续体的形式来看待抑郁——从健康到暂时的痛苦，再到真正的抑郁症——并提供一个框架，从疾病的最初点开始推荐相应的干预措施。”
报告还建议采取协同照护策略，在常规照护中拓展循证干预措施。他们认为，利用当地招募的、可广泛获得的、低成本的非专业人员，如社区卫生工作者和非专业咨询人员，不仅可以解决熟练的服务提供人员严重短缺和减少经济障碍，而且还有助于减少耻辱感和文化障碍，同时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整体照护。
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全球各国仍需要更多的投资来确保人们在需要的地点和时间获得需要的照护。报告强调了政府整体行动的重要性，以减少贫困、性别不平等和其他社会不平等对心理健康的破坏性影响。
肖水源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也类似谈到，对中国而言最迫切的行动措施包括：普及关于抑郁症的知识；降低对精神障碍患者包括抑郁患者的污名化和社会歧视；加强青少年心理素质的培养；加大对精神卫生的投入。
他谈到，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对精神卫生工作越来越重视，投入也越来越大，包括社会心理体系建设，精神卫生服务能力建设，社区精神卫生的发展、对精神卫生研究的投入等等。
尽管取得一些进步，肖水源认为精神卫生工作仍面临巨大挑战。他建议，在政策上支持和鼓励家庭、学校和社会进一步强化青少年心理素质的培养；强化《精神卫生法》的实施，采取有力措施降低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污名化和社会歧视；继续对社会心理体系建设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大投入；支持和鼓励社会各界推动抑郁症预防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