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骆轶航
“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这是中国互联网产业当下的写照。尽管如此，似乎仍然无法阻挡“坏消息”从四面八方传过来。
阿里巴巴裁员、腾讯裁员、滴滴寻求赴港上市受挫、腾讯因“洗钱”面临历史性处罚、腾讯面临拆分、中概股最高跌幅90%，万亿元美金市值蒸发……人们似乎看到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行业正在无可救药地垮塌下去，纷纷加入“一个时代结束了”的大合唱。前一段时日，一些互联网和财经评论人士提出诸如“中美互联网巨头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警惕中美互联网重大格局性变化”的论调，以担忧中国互联网长期竞争力的名义，呼吁宽松的产业发展环境，减少监管干预。这些言论和观点背后，指向一个带有鲜明价值取向的基本判断：中国的互联网产业的繁荣已经成为历史，而一切的症结在于严厉的监管。
一时间，如此“民意”排山倒海，应和着路透社、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们以往隔三差五、现在几乎每天变着花样释放的关于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小道坏消息，营造出一个惊悚而诡异的氛围。也不乏一些互联网公司借机“躺平”摆烂——你说我不行，那我就不行给你看，看我们你就知道，中国互联网完了。
中国互联网完了，不行了，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了……88年前，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东三省，欧美与“国联”作壁上观，国民政府束手无策惶恐不已的摆烂现状，鲁迅先生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今天我们也可以问问：中国互联网失掉自信力了吗？
鲁迅先生告诉我们：“若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于是我们也不妨说：若单据中国互联网公司、风险投资圈、美股掮客和一些喜欢炒股票的财经媒体人的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风口”，信“运气”，后来信纳斯达克和纽交所，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互联网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纳斯达克、纽交所和美国人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中国互联网的实力与竞争力，纳斯达克、纽交所甚至港交所的股价，是最核心的判断标准么？什么时候中美互联网竞争力的差距加大和缩小，美股市场的股价和市值是最重要的风向标了？
如果横向对比阿里巴巴和亚马逊——中美两国最具现象和指标意义的电商巨头最近一季（2021年第四季度）的财务报告，会发现阿里巴巴的收入同比去年增长了10%，而亚马逊的收入同比增长为9%，不及阿里巴巴，且为近年业绩增长最疲软的一季。但它们对两家股价的走势居然毫无指标意义——阿里巴巴在财报公布日盘后跌幅7%，而亚马逊的财报日股价飙涨14%。这是阿里巴巴的运营质量不如亚马逊，还是因为阿里巴巴背负了太多业绩增长之外的东西——未经证实的漫天飞的监管流言、剑拔弩张的中美关系、以及来自华尔街资本巨鳄的刻意做空？
如果再看看现象级的硅谷巨头——谷歌过去一年力压所有科技巨头飙涨71%的股价，再看看它释放着复杂信号的2021年第四季度财报数据，更能发现它的吊诡：尽管华尔街盛赞谷歌云收入44%的涨幅，但YouTube广告的增幅并不及预期。更重要的是谷歌的“创新业务”——包括自动驾驶、孵化了AlphaGo的Deepmind和智能医疗等业务的收入出现了明显下滑。你很难说谷歌的股价和市值飙升是被技术创新带动的。相反，它是谷歌在广告领域的垄断地位、疫情期间线上经济的繁荣和长期居家办公带来的成本控制涂抹了它的现状。
市值和股价不尽如人意的美国互联网巨头当属Facebook——现在已经改叫了Meta。它几乎是唯一在资本市场遭遇现象级重挫的玩家。根本原因是Meta在过去的一个季度几乎没有新增用户，且活跃用户的下滑超过100万。Meta代表的传统社交网络公司是当下遭遇的挑战最突出的存在，而它最主要和最强势的挑战者恰恰是TikTok，一家母公司的总部位于中国北京的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可以说，在最不具备垄断地位护城河的领域，美国互联网公司的创新窘境已经暴露无遗了，你好像很难说这也是“中美互联网差距正在拉大”的一个表征。当然，如果非要以股价和市值而论，没准也说得过去，毕竟字节跳动并非一家在任何市场上市的公众公司。即便它是一家上市公司，因为其中国背景，加上TikTok在国际地缘政治中扮演的争议性角色，其股价和市值的走势可能也并不会比阿里巴巴和腾讯们好到哪儿去。也许一不小心，就又给处心积虑制造“中国互联网不行论”的人递刀子了。
把“价值投资论”挂在嘴边的很多人，通常是最不信任价值投资的。他们唯一相信的，就是在股价走势图上或一泻千里，或一路巅峰、抑或颓败颤动的曲线。并将一切的失意都归咎于中国互联网产业的“自残”和“衰落”。他们更不会醒悟的是，科技股在美国资本市场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早已偏离价值投资的本身逻辑，更遑论与科技创新的本身关系。他们也不会注意到，香港股市和中国A股当下面临的流动性困境，在进入2022年的美国资本市场同样突出——不知道再过几个月，他们会不会因此“欢呼”中美互联网的差距又缩小了。
近一段时间，影响并导致美国中概股和香港科技股重挫的小道消息接踵而至、波诡云谲。路透社、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差不多以“每日一更”的频率传递着这些“坏消息”，指向的都是在前一轮监管中处于风口浪尖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和具有指标意义的中国互联网巨头：从滴滴寻求赴港上市受挫到腾讯面临“洗钱”天价处罚，再到腾讯分拆的传言，直至被夸大阿里巴巴和腾讯裁员，看上去桩桩件件皆事出有因，而又都查无实据，但对这些中国互联网公司乃至整个中概股的股价都有着致命的杀伤力。究其“爆料”的信源，几乎都是陈年旧事的翻炒，然后笔锋一转，添加一两句主观的猜测与判断，于是市场波动，众心惶然。这些“小道坏消息”的不间断流出，背后是何方神圣，谁是始作俑者，虽不易查清却并不难猜测——中概股的屠龙式下跌，受益者是多方面的，而期待看到中概股甚至中国互联网产业一蹶不振的人，也并不在少数。
这些“小道坏消息”的频繁渗透，充分地利用了一部分中国互联网公司当前在前一段密集监管的压力下，不能过多地言说自身处境的现状，成了“中国互联网崩溃论”这场“认知战”的弹药。一些惶恐的人、股场失意的人和迷信欧美媒体“严肃性”与“客观性”的人就中招了——他们选择全盘接受这些流言，并将眼前的一切归咎于中国互联网监管行动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真正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一个全球规模第二的互联网经济体，其资本和证券交易几乎完全建构在全球第一大互联网经济体所在国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上。
“中概股”及其伴生的“VIE架构”是特殊的历史产物，是一种“偶然态”而非“应然态”，其诞生的背景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应的互联网经济业态诞生，而中国在当时缺乏配套支持互联网产业的风险资本和证券发行交易模式。美国的风险投资机构和华尔街出于对来自中国几何级收益增长的渴求，而针对中国互联网产业“开绿灯”的变通安排。
恐怕当时无论是美国的风险投资家和华尔街操盘者还是中国的互联网弄潮者，都无法想象在今后的20年，中国互联网产业有朝一日成为一个全球的现象级存在，更无法想象它会在一些层面挑战美国互联网的“绝对优势”地位。2020年12月，已成为看守政府的特朗普内阁祭出《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直指中概股公司的审计底稿问题，让美国证监会（SEC）对中国赴美上市公司的摘牌处罚成为随时可以引爆的炸弹，与其说是出于对中概股公司“透明化”的要求，倒不如说是一次彻底断绝中国互联网产业与美国资本市场连接的“锄根”。
在这种情势下，仍然一厢情愿地将中国互联网产业成败与否判断标准甚至身家性命寄托于美国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已经足够讽刺了。事实上，近15年以来，中概股和华尔街的龃龉从未间断——层出不穷的或有据可依或捕风捉影的“做空”、支付宝VIE风波、近年美国日益频密的对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等领域中概股公司的“国家安全调查”，都暴露了中概股其实不过是一个玫瑰色的历史误会。很可惜的是，中国大部分互联网公司和风险投资机构一直将偶然视作必然；而香港证交所和中国A股市场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漠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巨大价值，不愿意做出制度安排的创新——这种状况直到2018年才得到根本改变。而彼时已经沉浸在“美国资本定义中国互联网成败”惯性里的中国互联网产业，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中美互联网产业乃至综合国力的消长嬗变，错过了最佳的“转会”时机。
即便如此，在美国意志的指挥棒下判断中国互联网产业的成败，甚至“委曲求全”地希望用尽可能满足美国证券交易监管机构对中国公司拿着放大镜找微生物的监管要求，仍是一个差得不能再差的选择，也是一个真正断送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前景的选择。而把中概股的“崩盘”的屎盆子主动往自己脑袋上扣的人，如果不是被自作聪明追涨杀跌短线投机弄得只剩底裤的散户，就只能是那些鲁迅先生所说不但失去了“自信”，也失去了“他信”的人了。若是真要论中国互联网与美国互联网的差距在哪儿，敝人不才倒是觉得，真正在差距就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互联网的从业者和弄潮儿，视监管意志为洪水猛兽、对监管意志无所适从，以及相信一个行业永远增长不会拐弯的谜之自信。
世纪之交，微软公司曾面临美国联邦政府意志极其强烈的“分拆”要求；谷歌曾经遭遇不止一次反垄断调查；欧洲的“GDPR法案”对美国互联网巨头的隐私数据收集做了极其苛刻的限制；美国若干州政府对爱彼迎（Airbnb) 的房源安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优步（Uber）的司机抽成比例和社会保险金问题一直是美国不同的州政府和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审视和监管的敏感议题……区别在于，美国的互联网巨头面对层出不穷的监管措施业已形成自己的响应机制——遵守必须遵守的监管要求，在此前提下积极地进行游说和博弈。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监管都有天然的滞后性和过度监管的可能性——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产业发展导致的监管更是如此。这就要求互联网公司严肃、审慎和积极主动地应对监管和主动地影响监管决策——这恰恰是中国互联网公司最缺乏的技能。
当监管意志被一些中国互联网公司视作洪水猛兽，做出一系列消极反应，营造出针对监管意志的“特殊舆论场”甚至主动“躺平”和“摆烂”，唱衰中国互联网就变成了来自一场里应外合的、无意识甚至是有意识的共谋。有意思的是，以“美国互联网没有监管”为由，进而呼吁中国取消互联网监管措施的声音近期颇有市场，看来可能真的是恐慌和悲情导致的失忆症。“没有监管”的不是美国互联网产业，而是相当一段时期的中国互联网产业。“资本野蛮生长才能导致资源优化配置”是停留在19世纪蒸汽机革命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观，居然在21世纪20年代的中国互联网界找到了那么多知音。
这种集体无意识甚至是一部分人集体有意识营造的中国互联网失落悲情论，也遮蔽了一些中国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现实——在中概股崩盘的一片呜呼哀哉中，京东集团收购德邦物流的交易被大多数声音选择性地忽视了。这是一场顺利完成的交易，而不是资本的无序扩张，也是一场对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提供了范例的交易。要知道，资本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扩张没有被叫停，资本将互联网应用于农业与制造业的扩张没有被叫停，资本在新能源汽车及其上下游供应链领域的扩张没有被叫停，资本在云计算、国产数据库、半导体和工业软件领域的扩张没有被叫停——资本没有像一些人诅咒的那样“无序收缩”，只是这些领域的商业回报和资本回报，可能跟单纯的“中概股”没什么关系了。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于是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互联网自出现的那一天起，就有埋头搞研发的人，有真正创新的人，有试图改变中国和世界的人……虽是也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和赚到更多的钱，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芒，这就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主心骨。这一类的人们，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认真地做事情，不过因为“想象力”曾经不够大，缺少美国“对标”，不能快速地融资并购让一些人套现，消灭于财富奇迹中，不被“聪明人”重视罢了。说中国互联网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人、一部分公司、一部分散户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不知道这篇文章，又真的诬蔑了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