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某的所作所为显失公平，也突破了民法规定诚实信用原则的底线。但在其他方法可以制裁并足以挽损的情况下，刑罚还是要保持其最后的手段性
近日，网传上海跑腿小哥为居民购买6袋泡面20个鸡蛋收900元，引发广泛关注。据报道，家住长宁区的朱女士通过某平台求购了一批价值270元左右的民生物资。外卖骑手赵某接单后，按照朱女士的订单前往超市购齐商品，并向朱女士索要了330元的跑腿费。当赵某将物资送到朱女士居住小区的门口时，却拒绝向对方出示购物凭证，并临时坐地加价，称所购物品需支付577元的费用。朱女士认为已经支付了“跑腿费”，应按商品实际价格支付货款。双方长时间沟通无果后，志愿者拨打了报警电话。
据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赵某4月以来，通过平台接单、小区蹲点、朋友介绍等方式接单，在为客户代买、配送蔬菜、水果等商品的过程中，不仅私下联系客户提高跑腿费，还在将代购物资送抵目的地后，现场恶意加价，非法牟利2万余元。目前，赵某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在封控之下，一些家庭的基本生活出现困难，外卖骑手、跑腿小哥一时间成为维持市民生活的依靠。在这种情况下，外卖人员增加一定的跑腿费，民众也都能接受。但在把代购物品送到小区门口后，趁机坐地加价，无论是从主观上的恶意程度，还是针对多户人家的多次恶劣行为来看，赵某的所作所为显失公平，也突破了民法规定诚实信用原则的底线。
不过在笔者看来，由于外卖服务是基于日常的民事委托关系，所以有人认为在疫情期间，市民自救，小哥提供服务，可以随行就市，即使跑腿费约定后又坐地起价，本质上还是一种民事违约行为，不宜上升到刑事处罚的高度。
根据刑法规定，非法经营必须是违反国家规定，实施需要法律授权的特殊经营行为，主要是指那些特许经营、专营专卖及限制买卖的行为，或者买卖经营许可文件、非法经营金融业务的行为。虽然刑法留有余地，还规定了“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但“其他”经营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特别许可经营这个最本质的特征，不宜扩大到一般经营行为。
就当下情况看，快递小哥的入门条件与特许经营并不沾边，且疫情下的跑腿业务即使通过平台接单，就接单者个人擅自提价而言也不算是一种经营性活动，离“特许”和“经营”还有距离。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性，跑腿小哥的接单和加价行为也是一种提供服务的交易行为，是否可适用刑法规定的强迫交易罪，也值得讨论。
刑法中的强迫交易，是指以暴力、威胁手段，实施强买强卖商品，或者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特定经营活动等行为。本案中，赵某坐地加价确有趁人之危强迫他人接受服务的意思，但赵某利用的只是委托人朱女士急于需要的物品，朱女士的人身权利并没有受到威胁，其物品若受损，还可以通过外卖平台或者其他合法途径进行追偿。
也就是说，赵某当着朱女士和志愿者等人的面，实施坐地加价的行为，没有实施暴力、威胁手段，这也不符合强迫交易罪的构成特征，即不能定为强迫交易罪。
必须看到，正值疫情期间，跑腿小哥坐地加价的行为的确触碰了民众脆弱的安全感，也放大了其社会危害性，但受害者毕竟可以通过投诉，从外卖平台挽回经济损失，同时平台单位对这样的跑腿人当给予最严厉的处罚（如开除），甚至将其纳入行业诚信黑名单，使其失去从事相关职业的资格。
所以，在其他方法可以制裁并足以挽损的情况下，刑罚还是要保持其最后的手段性。
作者 金泽刚（同济大学法学教授）
编辑 汪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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