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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在实验室观察基因编辑苗生长状态。
■本报记者 李晨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2022年是我国推进种业振兴的关键之年，各级部门和各类市场主体都加大了对现代种业的投资，大量资金涌向种业领域。
今年以来，基因编辑企业——苏州齐禾生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完成逾亿元的种子轮融资；专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的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B轮融资；温氏股份旗下专业化猪育种科技公司——广东中芯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种业）增资23.33亿元，公司估值超100亿元……
“热起来的种业投资不仅说明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初见成效，行业格局有望长期向好，更说明我国种业市场的潜在价值正被社会资本所正视。长期以来，种业投资周期长、风险高、回报率低的传统观念正在转变。”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施海波说，这不仅得益于种业政策出台、制度保障、监管落实等三个外部层面的协同发力，更得益于基因编辑、分子设计育种等现代种业技术的加速创新和应用，新技术、硬科技更易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升温：政策引导+技术革新
“今年投资总体呈现强度和总量双增。”长期关注农业领域投资动向的施海波告诉《中国科学报》，今年投资从以传统农作物种业为重点，逐步向畜禽水产等领域拓展。从领域来看，主要投向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推进种业创新攻关、扶持优势种业企业、提升种业基地建设水平等领域。从投资结构来看，政府投入和社会资本呈现双增态势，但各地区差异性较大。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龙耀教授向《中国科学报》强调，种业投资在整个农业投资里有特殊性。
“第一是政策层面。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对种业，尤其是现代育种的投资非常重视。”张龙耀说，2022年农业农村部和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2022年）》，将现代种业作为鼓励社会资本投资的重点产业和领域，期望把种业做优做强，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企业，助力建设农业强国。
在地方，张龙耀注意到财政和金融政策怎么去协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领域的问题。“我们在广东做了一个视频调研。”张龙耀团队发现，广东省把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广东农垦集团等科研机构和农业产业集团，用股权和知识产权作价入股等方式整合到广东种业集团。随后，再以种业集团为基础，在政府的统筹下发起设立广东省种业振兴引导基金，引导带动社会资本形成百亿级基金规模，从而打造资本运作平台。
第二是市场层面。张龙耀认为，目前种业投资瞄准的对象主要是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例如，中芯种业脱胎于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吴珍芳的研究成果。吴珍芳深耕行业20余年研究种猪，突破了中国种猪“卡脖子”难题。
张龙耀认为，中芯种业掌握的核心技术和种猪产品是非常前沿的，“基础扎实，技术成熟，所以才会实现那么高的估值，这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
模式创新或成为教科书式案例
施海波强调，中芯种业可能是公开信息中见到最贵的种子轮融资，但重点需要关注的不是“总量”的贵，而是“模式”的新。
“中芯种业的投资属于投资模式的创新。”施海波说，中芯种业的增资扩股有政府基金参与，有别于过去以社会资本为主开展增资扩股，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宏观战略导向。
“通过该模式建立紧密合作、多方共赢的投融资机制。过去的共赢偏纯利益共赢，这种模式更能体现社会效益共赢。”施海波说，中芯种业的增资模式可为其他种业投资提供模式借鉴，成为种业投资的教科书式案例。但是，后期需要对这种增资方式进行系统评估，重点关注增资方式对于种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
张龙耀强调，整体上中国的种业发展面临着种源的瓶颈问题，核心技术水平比较低，产业规模大而不强。“我国种业企业数量多，但非常分散。大多数育种公司的研发投入比较少，更多是做国外企业种子的推广工作。”企业自己扎实做研究、研发育种技术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他说，种业投资不仅有经济价值，还有很高的战略价值。种业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而资本逐利遵循“青苹果效应”：苹果青的时候资本并不青睐，等苹果红了以后资本才会“采摘”。“资本期望在短期内获得目标收益，与种业振兴的长期战略可能并不完全匹配，所以资本更希望看到一些核心技术能够带来良好的商业前景。”
而这种核心技术的前期研发往往周期很长、不确定性大。根据我国国情，很大程度上还依靠科研院所和高校等机构，目前企业研发能力还不足以支撑核心技术的创新。
“有了核心技术之后，再借助于市场和资本的力量把规模做大，我觉得这种模式可能比较适合。”张龙耀说，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改变种业研发模式和研发体制等不太现实，所以仅靠社会资本力量还是不够的。“被资本青睐是好事，资本应该选择在合适的阶段进入，这会给育种科研带来更多长期稳定的支持，对未来种业发展非常有好处。”
施海波也认为，种源保护和种业基础性研究是见效慢但利长久的好事。其见效慢、收益低、公益性强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是种业领域的资本薄弱环节，社会资本往往对此积极性不高，因此资金投入以政府财政支持或公益项目支持为主。
“由于现代种业，尤其是种业创新攻关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未来随着投资总量的增加，投资方式会越来越多元，组织方式及结构也会越来越复杂。”施海波说。
产业转型悄然而至
武汉伯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伯远生物）是一家长期为科研院所和高校提供遗传转化和基因编辑研究服务的公司。该公司营销总监金杰告诉《中国科学报》，过去他们的工作集中于为基础研究服务。这两年，国家出台对基因编辑育种和分子育种利好的政策，所以要顺势而为，伯远生物开始瞄准种业创新创造和合成生物学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并开始与种业企业加强研发外包服务合作。
金杰根据过去几年的市场变化和投资情况判断，农业板块正处于一个积极向上、蓬勃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育种主力正在从以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主的育种，转向有资本积极参与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生物育种。“当然，现在应该是刚刚起步，有这方面研发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还为数不多。”
在种业产业悄然转型的同时，新的产业链上出现的新公司也让金杰感到“未来可期”。他认为，这些企业将会像医药业研发生产那样实现高效分工。这两个产业都有着类似特点——资金密集型、周期长、投入大、产业链条长。例如，有的企业专注于做研发上游的育种技术，有的企业做中游的育种材料制备，还有的做终端的生产和销售。
施海波认为，种业发展和社会资本良性循环，关键在于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加快建立以种业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商业化育种体系。截至目前，种业领域在合作打造平台和联合攻关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目前，种源创新作为育种原创性的技术创新（不是套牌繁育），是实现我国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突破发展瓶颈限制的关键一招，也是资本需求最大的领域。不管是从现实价值还是客观需求来看，其都应是种业领域最值得投资的方面。“只有做到自己有，才能自己用。”施海波说。现实中，资本也确实看好这一领域，今年上半年对育种赛道的投融资金额就超过了10亿元。
张龙耀则看好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改革后给种业发展带来的利好。他说，过去科技、经济“两张皮”，近几年确实慢慢变了。高校成果能以知识产权转让的方式转化给种业企业，这提高了种业企业的技术积累和研发水平。“这将对社会资本产生很大激励，他们有可能会瞄准一些技术先进的领域，如水稻的分子育种等。这也是科研体制创新很好的变化，有利于推动科研部门和企业之间的合作。”
张龙耀建议，投资者应更多关注种业企业掌握的核心技术及其进展、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否形成一定的技术壁垒、其营收规模是否能够形成龙头效应等，这些都是重要的投资指标。
受访者一致认为，未来随着投资总量增加、强度提升和模式创新，我国将会真正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