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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学画，是通过像潘天寿先生所说的“师徒加自学”的方式完成的。现代美术教育是20世纪初参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历史上，中国曾出现许多艺术大师。包括近现代的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张大千等等，也都不是学院培养出来的。传统的中国画教育（非学院的教育）倡导临摹，因为通过临摹可以获得中国画的笔墨基本功，才能获得中国画的笔墨能力。学习中国画，首先就是要掌握技巧语言，并且“要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获取基本语言技巧——笔墨方法。画家们在临摹古代经典，能反复汲取古代艺术的营养，将其中领悟的绘画要点融入自己的绘画创作中，既拓展了自身的艺术领域，也提升了艺术修养。
1941-1943年，远赴敦煌的张大千历时三载，临摹近300幅敦煌壁画，在传统绘画中寻求中国画的变法之道。在敦煌的这段时间，也成为张大千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其中，自敦煌临摹壁画后，他从古时的绘画中重新发现了青绿山水画的价值，从而激励他改变以往的创作风格，开始了青绿山水画的新创作。今天，当我们在观看张大千中年时期创作的青绿山水画时，仍然可以感受到他试图与古人到达一种神交。他真正做到了对临摹真迹与传世作品心领神会，并且在他自己的创作中交融贯通。
临摹，是中国画学习的传统经验。现在很多提倡借助西方绘画改革中国画的艺术家彰显写生的重要性，忽视甚至贬低临摹，从学习基本功的角度来看，会存在较大的问题。因为，单从写生，很难获得笔墨能力。虽然写生有益于创作，但一个分不清笔墨的雅俗高下，不能完全掌握笔墨技巧的中国画家，至少在传统型、泛传统型的中国画上难以有所突破。中国画中的笔墨可谓是一种非同一般的艺术语言。如造型、色彩、构图等，在其他绘画也有，唯独笔墨，是一切其他绘画艺术所没有的特有语言。笔墨，是中国画最本质、最本位的要素，笔墨可以造型、可以塑造空间、可以营造意境、可以生发气韵、可以制造意趣，亦可兼具色彩功能，写心、达意、传情。有了笔墨技巧，才有了中国画的表现力和文化特质，有了笔墨，才有了中国画的生命。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